２０１２年，英国左派智库公共政策研究所（ＩＰＰＲ）延请工党人士、英国前商务大臣曼德尔森（ＰｅｔｅｒＭａｎｄｅｌｓｏｎ）领衔“全球化的未来”项目并推出报告《第三波全球化》。该报告认为，现在进入了第三波全球化（第一波全球化始于１８７０年，由英国主导；第二波全球化始于二战后，由美国主导），国际贸易不再是经济增长的保证，国际贸易在提高生产率的同时也会带来失业和低工资，资本市场的自由化会导致市场动荡，新兴市场的崛起导致多极化和多种发展模式。
报告的建议之一是要通过加强国际协调来应对第三波全球化，协调内容包括国际收支平衡、扶贫、金融监管、打击逃税等。实际上，由于欧洲在经济和规范上的优势地位，这种“协调”往往变成了“推广”。
直推福利制度
在历史上，福利国际主义导致了国际劳工组织的成立。２０世纪末以，跨国社会问题在全球政治议程上再次凸显，而且明确地以人权和社会权利为背景进行讨论。除政府外，许多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也参与进来。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国际社会更重视福利政策的跨国协调，而欧洲也积极向国际社会推广自身标准。一个例子是“欧盟社会保护体系计划” （ＥＵ ＳＰＳ）。这是一项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芬兰政府共同资助的欧盟行动，时间框架为２０１４-２０１８年，由经合组织发展中心和芬兰政府的国家卫生与福利研究所（ＴＨＬ）负责管理其实施，旨在支持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建立可持续和包容性的社会保护体系。
再一个例子是“社会保护机构间合作委员会”（ＳＰＩＡＣ Ｂ）。这是应二十国集团（Ｇ２０）发展工作组的要求而设立的一个精简和灵活的、由国际组织和双边机构的代表组成的机构间协调机制，旨在加强社会保护问题的全球协调和宣传。它的第一次会议于２０１２年７月２—３日在纽约举行，并推出了社会保护最低标准倡议（ＳＰＦ Ｉ）。此后基本上每年开会一次，协调的内容不断扩大。
新一代贸易协定
欧盟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其贸易政策中融入劳工标准。为此，欧盟在其单边普惠制（ＧＳＰ）中提及劳工权利，并试图在多边贸易协定中加入社会条款。
２００９年欧盟新修订的基本条约《里斯本条约》生效后，欧洲议会在贸易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的影响力，而欧洲议会强调贸易政策中的劳工权利和人权。
２００８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右翼民粹主义思潮在西方涌现，民众和政治家都更为关注自由贸易的社会影响。欧盟在２０１５年底推出的贸易政策文件《为了大众的贸易：一个更负责任的贸易与投资政策》体现了这种转变。
文件中写道：“欧盟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保证经济增长同时伴随社会公正、尊重人权、高劳工和环境标准、健康与安全保护。这不但符用于欧盟的内部政策，也符用于欧盟的对外政策，包括贸易和投资政策。”
文件将矛头指向海外的不公平竞争，但仍然希望在自由贸易体制下解决此问题。它指出： “当欧盟持续地一体化和开放市场的时候，欧盟的企业在海外仍然遭遇歧视和限制。因此，保证在市场准入方面的公平非常重要，而这可以部分通过缔结自贸协定和让新的国家谈判加入世贸组织的政府采购协定来解决。”
自２０１１年欧盟 韩国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以来，劳工条款又与环保条款相联系， 共同组成自贸协定中与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部分。
在世界贸易组织２００１年开启的多哈回合谈判未能取得进展的情况下，世界主要国家开始就新型的区域和双边贸易协定进行谈判。欧盟与加拿大的《全面经济贸易协定》（ＣＥＴＡ）、欧盟与美国的《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关系协定》（ＴＴＩＰ）最为引人注目。
这些协定的基本特征并不是消除本已很小的关税壁垒，而是提出监管合作、标准协调，以及跨国企业通过投资法院系统起诉政府的新权力。不仅如此，这些协议中往往包含更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这类协定被称为“新一代贸易协定”。不过，欧盟与美国的贸易谈判最终失败。而欧盟与加拿大、新加坡、韩国等缔结的协定成为新一代贸易协定的典型例子。
学者指出，欧盟的新一代贸易协定是一个独特的工具，使欧盟在现有多边标准的基础上提出创新的监管方法。英国在２０２０年正式脱离欧盟后，对贸易政策及立法进行了重构。劳工条款同样被写入自由贸易协定、出口融资安排、供应链报告要求和单边优惠计划之中。
值得指出的是，由于新一代贸易协定中包含了更高的环境和劳工标准， 因此这些贸易协定往往也被认为是“更先进”的。其实这些协定有较大的争议：由于其他国家的软抵制，欧盟在经贸协定中加入的劳工和环保标准似乎没有起到太大实际效果。新一代贸易协定能否促进欧盟的规范传播能力仍然存疑。欧盟将其保护主义也塞入了协议中。如欧盟贸易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是为其被称为“地理标志”的地区特色食品建立更广泛的保护。希腊和意大利都曾因对“地理标志”保护不足而威胁不批准欧加贸易协定。欧洲民众对这些协议也有许多不满之处，包括“谈判透明性低”“跨国企业权利过大”等。虽然欧盟尽量将社会力量纳入谈判咨商当中， 但民众对这些贸易协定仍然抱有很大敌意。
这些反对声浪导致美欧自贸协定难产，美加自贸协定也曾遭遇被比利时瓦隆大区议会否决的险境。欧洲法院在２０１７年裁决指出，投资协定中的间接投资、投资者诉国家争端解决机制等条款属于欧盟与成员国的共享权能，须欧盟成员国批准后方能生效实施。这样一来，欧盟对外缔结贸易协定就面临很大的风险。作为变通之道，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１８年４月提议将对外自贸协定分两部分签署，一部分欧盟签署后就能生效，另一部分则需成员国议会通过才生效；成员国次月同意了此建议。更有甚者，为了避免内部掣肘，欧盟甚至有时会使用“软法”与其他国家建立关系，避免签署正式的协定。
全球税收制度改革
税收与国家的合法性、民主、福利、经济竞争力关系甚大。２００９年欧债危机后，欧洲在对其发展模式的通盘思考下，也对税收制度进行了调整。 ２０１７年９月２６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发表的关于改革欧盟全面构想的讲话中就大幅涉及税收改革，提到了企业税、金融交易税、数字税、碳关税、打击逃税等方方面面。某种意义上，欧洲的税收改革搅动了全球，具有国际影响力。不过，有的改革达到了欧洲的意图，有的则没有。
一是最低企业税。
在国际上，一国的税收往往要在截留企业利润和吸引更多投资之间作权衡。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下，各国的“逐底竞争”损害了一国的税收自主权。小国由于缺少完整供应链、统一大市场的吸引力，往往更倾向于通过低税收来吸引外资。因此全球出现了很多“避税天堂”，而欧盟之内也有许多 “税收洼地”。
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鼎盛之时，欧盟放任甚至鼓励各成员国通过提高公司税的“效率”来刺激贸易和投资。但这种情况在２００８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２００９年的欧债危机之后发生了很大变化。欧盟机构、欧洲国家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都开始关注恶性税收竞争以及逃税和避税问题。 欧盟通过一系列“市场纠正”的立法和文件来试图解决这些问题。
在欧洲的带动下，全球关于税收竞争的反思也达到了高潮。美国拜登政府开始支持全球税收改革。２０２１年成为全球税制改革的重要年份。当年６月，七国集团财长达成了协议，支持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为至少１５％。７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与二十国集团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基本达成全球反税基侵蚀与利润转移（ＢＥＰＳ规则）包容性框架，首次提出 “双支柱”解决方案。１２月，代表全球经济９０％的１３６个国家达成了一项里程碑式协议———全球最低企业税协议。这份协议将全球最低企业税率设定在至少１５％，并使避税变得更加困难。协议在１２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再次被确认。
这项改革被称为一个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国际税制改革。２０２３年１０月，经合组织／二十国集团公布了新的多边公约文本，更新了国际税收框架。自２０２４年１月１日起，包括欧盟所有成员国、英国、澳大利亚、韩国、日本、加拿大和挪威在内的国家将对年收入超过７．５亿欧元的跨国公司的利润实施至少１５％的有效税率。一些长期被国际企业视为避税天堂的国家也参与其中，如爱尔兰、卢森堡、荷兰、瑞士和巴巴多斯。不过，虽然美国和中国都曾在２０２１年表态支持最低公司税，但都尚未提出相关立法。特朗普２０２５年再次就任美国总统后，更是撤回了对全球最低税收协议的支持。
联合国也加入全球税收改革的浪潮中来。但其走向可能超出了欧洲的预期。２０２３年底，尼日利亚在非洲国家的支持下提议制定一项联合国税收公约，尽管遭到欧盟和美国的反对，但仍以１２５票赞成、４８票反对获得通过。而在２０２４年８月１６日的联合国投票中，１１０个国家投票赞成联合国税收公约的条文，其中涉及高净值个人逃税和避税、环境税、税收透明度和信息交流等。包括美国、英国和日本在内的８个国家投了反对票，而以欧盟２７国为主的４４个国家投了弃权票。
二是数字税。
数字税最早由法国提出。在法国的推动下，２０１７年１０月的欧盟峰会讨论了数字税，峰会决议中关于“数字欧洲”的部分提到了“适合数字时代的有效、公平的税收制度”。２０１８年３月，欧盟委员会公布一项提案，拟对全球年收入超过７．５亿欧元、欧盟境内年收入超过５０００万欧元的大型互联网企业征收３％的临时税，但这项提案在欧盟内部并没有取得共识。
在此背景下，法国决定“单干”。２０１８年１２月，马克龙宣布了征税决议；法国参议院和众议院于次年５月和７月分别通过数字税法案。由于美国企业在数据领域占据领先地位，因此美国对欧洲酝酿的数字税十分不满。２０１９年１２月，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扬言对法国进行报复，拟对高达２４亿美元的法国商品（包括葡萄酒、奶酪）加征１００％关税。２０２０年１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同意暂停法国国内征收的３％的数字税。同月，来自１３５个国家的代表前往巴黎经合组织总部商讨数字税问题。
２０２０年６月２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将对１０个已执行或正在考虑数字税的贸易伙伴发起“３０１调查”，包括欧盟、英国、奥地利、捷克、意大利、西班牙、土耳其、巴西、印度和印度尼西亚。 到２０２１年，在欧洲有５个国家引入了数字税——奥地利、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而其他国家则没有。学者指出，这五国在过去１５年来在数字服务领域的贸易竞争力一直在下降。没有征税的国家———如德国，则一直保持着富有活力的数字服务市场。
三是金融交易税。
２０１１年９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从２０１４年开始对２７个成员国征收金融交易税，遭英国等成员国反对。在２０１１年１１月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 法国利用轮值主席国的身份，提出希望在全球范围推出金融交易税，以打击全球金融投机行为。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俄罗斯、印度等国均表示反对。最后金融交易税只好在欧盟内部部分国家中先行推进。
２０１２年８月１日，法国正式开始征收金融交易税，成为全球首个开征此税种的国家。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１０个欧盟国家（法国、德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奥地利、比利时、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就金融交易税的“核心原则”达成一 致，但再次遭到英国强烈反对——英国高度依赖金融业且反对过分监管。
２０１７年，法国新任总统马克龙在索邦大学重要讲话中提到金融交易税，并且建议从２０２１年开始，在欧盟框架内建立欧元区预算，而金融交易税、数字税等可成为预算来源的一部分。②法、德两国在２０１８年６月的《梅塞堡宣言》以及２０１９年１月的《亚琛条约》中都再次提到此建议，但应者寥寥。
四是航空碳税。
２００８年，欧盟单方面立法规定，从２０１２年１月１日起将航空业纳入碳排放交易体系，这意味着前往欧洲的航空公司要额外支付一笔碳排费用。 中国、印度、美国等国反对欧盟的这一做法。
在重重压力下，２０１２年１１月， 欧盟对外宣布暂停对进出欧盟国家的民用航班征收碳排放税。２０１３年，国际民用航空组织（ＩＣＡＯ）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全体会议上通过决议，否决欧盟要求单方面征收航空碳税的提案。
五是碳关税。
与航空碳税一样，碳关税也是服务于欧洲的“绿色转型”的，旨在避免欧洲的“绿色转型”导致其在国际上失去竞争优势。２０１９年１０月，欧洲新任气候委员推出雄心勃勃的“绿色规划”，其中提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就是对进口欧盟境内的、在违背应对气候变化规则下生产的产品征税。
碳税、碳关税都是媒体对这一新型税种的称呼，欧盟对其正式称谓为“碳边界调整机制” （ＣＢＡＭ）。欧盟称，当总部设在欧盟的公司将碳密集型生产转移到气候政策不如欧盟严格的国家时，或者当欧盟产品被碳密集型更高的进口产品所取代时，就会发生所谓的“碳泄漏”。碳边界调整机制是“对进入欧盟的碳密集型产品生产过程中排放的碳进行公平定价的工具”。
这一政策引发各大国的不满。２０２１年４月２２日，在美国总统拜登主持的全球气候峰会上，中国、巴西、南非和印度的部长称欧盟的碳关税为“歧视性的”。在６月１１—１３日的七国集团峰会上，欧盟希望推广碳关税，但美、日、英对此反应冷淡。日本政府发言人表示欧盟的碳关税计划是“一个各方争议较大、讨论较多的计划”，而七国集团峰会的主持国英国并没有将碳关税问题列入会议的正式议程。“德国之声”评论碳关税称：“此举是为了保护欧盟的铝、钢、水泥、化肥企业，使它们免受来自欧盟境外环保要求较宽泛国家的竞争压力。此外，还可以避免上述欧洲企业为躲避严苛环保条例迁往其他国家。”
虽然面临外部压力，欧盟仍然继续推进其碳关税。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２１年７月公布了碳边界调整机制的立法提案。经过欧盟各机构磋商后，该提案获得欧洲议会及欧盟理事会批准，于２０２３年５月生效，１０月起正式实施，并自２０２６年开始对从第三国出口至欧盟的钢铁、铝、水泥、化肥和电力征收碳排放费用。
对外经济政策的地缘政治化
近年，欧盟对外经济政策“地缘政治化”，即国际安全因素日益融入欧盟的经济政策。此现象在２０１８年开始凸显，当年“关税、报复性措施和反报复手段等”“成为新闻中突出的组成部分”。
从欧洲角度看，这是中美贸易摩擦导致的：“中美贸易摩擦不但损害多边体系，而且也导致这个体系很难再执行规则。贸易和投资政策已成为重要的地缘政治工具——之所以如此， 部分是由于主张‘夺回控制权’的民粹主义者在许多民主国家上台，部分是由于中国依靠国家管理取得经济增长。”欧洲面对这种新情况是比较被动的——因为“无论从欧盟本身的特性来看，还是从欧盟对多边主义的坚持来看，欧盟很可能不太能够胜任在这个新世界的任务”。
欧盟此前专注于建设内部大市场，在新形势下，它不得不“外顾”。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其２０２３年关于“去风险”的演讲中提到了许多举措， 这些举措并不都与欧洲单一市场的管理直接相关，而是旨在减少单一市场面对外部的脆弱性，或利用欧盟市场的规模和吸引力对外施加影响。
欧盟的地缘政治考虑渗透在它近年出台的众多政策工具中。其于２０１９年３月出台的外资筛查框架，就是由于担心外部势力对欧盟的“战略利益”和“集体安全”进行“政治控制”。２０２０年１月的欧盟５Ｇ安全工具箱也“旨在避免对潜在敌对外国行为体的技术依赖”。２０２１年欧盟推出的“全球门户”被认为是要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而２０２２年的国际采购工具和外国补贴条例也被认为是针对中国的“市场扭曲”。
通过这些举措，“欧盟试图改善其相对权力地位，要么限制外部行为体利用其在欧盟市场的存在获得政治控制的能力，要么加强欧盟自身利用单一市场的吸引力影响外部行为体的能力”。
２０２２年２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旨在 “重创克里姆林宫的利益及其资助战争的能力”。而欧盟此后大力发展国防工业也是为了增强其独立于美国的抗衡俄罗斯的能力。
在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左右，“战略自主”成为欧盟的一个热词。“战略自主” 这一概念最早源于国防领域，但后来扩展到包括一系列与工业政策、金融市场、欧元和供应链弹性相关的地缘经济问题。欧盟的贸易官员为了强调欧盟仍然是开放的，提出“开放战略自主”一词，试图更好地平衡对外合作与对外防御之间的关系。
２０２０年６月１６日，时任欧盟贸易委员霍根（Ｐｈｉｌ Ｈｏｇａｎ）在启动关于《欧盟贸易政策评估》的公众咨询仪式上发表讲话，着重提出了“开放的战略自主”这一概念。霍根表示：“我们认识到贸易政策能够也应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在今天的世界上追求欧洲利益……我们把这种方式叫做‘开放的战略自主’……开放的战略自主意味着在一系列领域根据我们‘更加重视地缘政治的欧委会’目标重新确立我们的全球领导力雄心；它意味着与志同道合的伙伴建立强有力的联盟；它意味着建设一个更好的全球化———更公平、更可持续发展；它反映我们对多边主义规则的强有力的、 合乎时宜的承诺；它让我们想起‘开放的机会’。与此同时：它提倡更为强悍有力地保护我们的商业和投资者，特别是通过贸易防御与执行；它提倡对供应链的多样化以保证我们的战略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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