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者们对汉末三国政治演变的已有研究中，对各政治集团内部不同人群关系的探讨是十分引人注意的部分，田余庆笔下的蜀汉“新人”、“旧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尤其是此类研究的典范，而如果我们尝试俯瞰汉末群雄并立的全局，不难发现多数主要军阀中至少有两种政治人群，即本地势力与外来势力。蜀汉的情况更为复杂一些，包括了两种外来势力，即以荆襄人为主的刘备旧部（即田先生文中的“新人”），刘焉父子时期入蜀的外来者（“旧人”），此外还有巴蜀地区的土著。当然刘焉父子时期，巴蜀地区的政治力量主要只是“旧人”与土著两种。袁绍集团中有外来士人与河北士人，实力都颇为强大，关系也较复杂。曹操在兖州时，其部下包括以曹氏、夏侯氏及荀彧等人为核心的外来者与兖州本地大族。最为复杂的吕布集团同时统帅着六种势力，包括并州旧部、河内势力、兖州势力、丹杨兵、青徐豪霸以及徐州大族，而这六类人群中，前四者为外来势力，后两者为徐州一带的本地势力。这些不同人群的实力对比与政治关系，是各军阀集团内部政治结构的重要内容，也深刻影响了他们的政治抉择及命运。那么，为何汉末主要军阀中会普遍存在外来团体与本地势力的明显划分？这种划分又对汉魏之际的政治演变产生了哪些影响？
追溯汉末混战的由来，不难发现战乱主要不是由地方试图反抗或抗衡中央而引发的，而是源于中央的政治分裂。灵帝死后，朝堂之上外戚、宦官、士人三种力量的斗争很快进入了白热化状态，最终前两者几乎同时覆灭，而士人们还没有来得及确认自己胜利者的身份，便又被趁乱进入洛阳的西北军阀董卓所压制。士人团体虽然有强大的政治影响力，但因不掌握军事优势，以及朝臣缺失组织核心（东汉后期士大夫的影响很大，但一直缺乏具有领导力的政治组织核心，袁绍等人投靠何进，即是以外戚代为承担士大夫力量组织核心的角色。何进死后，士大夫的力量便无法高效凝聚起来）、利益不尽一致、抵抗意志强弱程度不同等原因，最终未能阻止董卓控制朝政。士人中有一部分决意反抗董卓，他们逃出洛阳，联合东方的州郡官员，以讨伐董卓的名义起兵，由此许多郡县官府武装化程度迅速提升，并开始走向军阀化的道路。正是朝堂上巨大的政治分裂，为地方官员拥有较强独立武装提供了机会。由于汉末分裂并非是地方势力壮大之后各自为政的结果，而是在中央政治斗争的强烈刺激下才出现的，也就导致汉末主要军阀大多脱胎于东汉的政权系统，因而他们的口号一般不是反对东汉王朝，甚至相敌对的势力都会宣称自己是在维护汉统，如此一来，这些主要军阀治理自己的地盘时便更多会延续而不是否定东汉旧制，即便是有损益调整，也主要是在原有制度基础上因时因地制宜。魏蜀吴制度虽有显著差异，但其基础皆由继承汉制而来，原因即在于此。在各种制度中，地方长官回避本籍的原则被绝大多数军阀普遍继承，并成为汉末政治演变的重要历史背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汉代的任官原则：地方长官回避本籍
关于地方长官回避本籍的任官原则，史书中的记载不多，较早可见蔡邕论“三互法”。《后汉书蔡邕传》：
初，朝议以州郡相党，人情比周，乃制婚姻之家及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至是复有三互法，禁忌转密，选用艰难。
李贤注：
三互谓婚姻之家及两州人不得交互为官也。《谢承书》曰“史弼迁山阳太守，其妻钜野薛氏女，以三互自上，转拜平原相”是也。
由《后汉书》可知，在三互法施行之前，“婚姻之家”与“两州之士”已不许互相监临，故而李贤所举的事例可能只是三互法之前的回避方式，三互法则要更为复杂，只是史料缺失，具体内容我们已无从考知。蔡邕上疏中讲道：
伏见幽、冀……阙职经时，吏人延属，而三府选举，逾月不定。臣经怪其事，而论者云“避三互”。十一州有禁，当取二州而已。又二州之士，或复限以岁月，狐疑迟淹，以失事会。
因为三互法的施行，幽冀二州选官时，共有十一州士人需要回避，只能从剩余二州中选择，而剩余二州的士人又“狐疑迟淹”，致使员缺之职迟迟不能补授。三互法具体回避方式不明，这里不再展开讨论。至于“两州人士不得对相监临”，其实表述也不确切，此语应只对应刺史，至于郡国守相与县令长，则应表述为“两郡”或“两县”，李贤所引史弼的事例便可证明。史弼在《后汉书》中有传。弼为陈留人，属兖州。据李贤注引谢承《后汉书》，他最初被任命为山阳太守，但因妻子为钜野人，属山阳郡，故而自上书陈明应当回避，于是改授平原。山阳与陈留同属兖州，如果二州之士不得相互监临的原则适用于郡级长官，那么士人便不能在本州出任郡国守相，史弼不得任山阳太守，不须待其妻为山阳人。史弼最初能够被任命为山阳太守，显然官员籍贯回避是要对应相应官职级别的，即牧、刺对应州，守、相对应郡、国，令、长对应县。关东诸将起兵讨董时，兖州诸郡守相即多有本州人，如济北相鲍信为泰山人，陈留太守张邈为东平人，他们担任郡守时只是回避了本籍所在的郡，而非籍贯所属州，由此可窥见官员回避的一些基本原则。
本节关注的焦点并非东汉复杂的任官回避原则，而是只选择其中最为基础的地方长官回避本籍的部分展开讨论。正如《蔡邕传》中所言，任官回避制度是为了防止“州郡相党，人情比周”，这种制度设计初衷应包含了尽可能维持地方的政治正义、减轻不法官吏及地方豪强对民众的欺压与剥削的考虑，而上层统治者或许更为关心的是防止在地方出现牢不可破的本地势力，从而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以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
军阀混战中的“新人”与“旧人”
随着东汉中央政府权威的崩溃，原有的任官回避制度自然也不再能为本来的政治目标服务，地方割据势力最终还是发展起来，成为汉末政治的主导力量。然而，在看似混乱的纷争之中，各主要军阀集团仍无一例外地继续坚持着地方长官回避本籍的原则，而主要军阀中州级长官居多，由此造成汉末的主要军阀统帅多非其统治地区的本乡人。如冀州牧韩馥、袁绍皆为豫州人，兖州刺史刘岱为青州人、曹操为豫州人，徐州牧陶谦、刘备分别籍属扬州、幽州，荆州牧刘表为兖州人，益州牧刘焉为荆州人。史书没有明确记载吕布曾为州牧，但他确有可能曾担任过兖州的州牧或刺史，而又曾派使者求曹操授予自己徐州牧的职任。陈宫叛曹操迎吕布时对兖州士大夫言讲“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虽然这里有“权”字，“共牧兖州”的“牧”也含有统治、治理的意思，但兖州人是不能自任本州牧、刺的，故吕布很有可能被陈宫等推奉为新任州牧或刺史，以增强反曹集团的政治正当性。汉末较为强大的军阀中，只有两支控制的地盘是其统帅的家乡，堪称例外。公孙瓒为辽西人，属幽州，他击杀刘虞后，便取得了对整个幽州的统治。孙策为吴郡富春人，属扬州，而率军攻占江东，统治了扬州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公孙瓒与孙氏兄弟都没有幽州、扬州州牧或刺史的身份。公孙瓒擒获刘虞后，并未立即将其处死，而是胁迫献帝派来的使者段训将其斩杀，其后又表训为幽州刺史，作为自己实际控制幽州的傀儡，公孙瓒的幽州统治者身份则是由前将军之职确立的。孙策渡江后，并未设扬州的建制，而是自任会稽太守，便是出于本籍回避的原则。由此，孙策统众时更为看重将军号，故而才有增加贡赋求曹操给自己正式将军号的行为。孙权继领江东后，仍任会稽太守，犹以将军统众。赤壁之战次年，即建安十四年，刘备表孙权为徐州牧，孙权才初次成为州级长官。袭杀关羽后，曹操又表孙权为荆州牧，仍旧回避扬州。
公孙瓒、孙策之外，辽东公孙氏籍属辽东，自任辽东太守，独为特例。不过，辽东地处偏远，对中原局势影响微弱，本书不予专门讨论。
东汉中央政府崩溃之前，州郡长官虽非当地人，相对缺少政治根基，但依靠东汉政权的强大支撑，对地方往往有较高的权威，甚至常有州郡长官驱逐县级官员的事例。如质帝本初元年（146）诏书：“顷者，州郡轻慢宪防……或以喜怒驱逐长吏”，又桓帝建和元年（147）“诏州郡不得迫胁驱逐长吏”。这里的长吏指县令长等县级官员。州郡不顾“宪防”擅自驱逐县级官员，至令朝廷连下诏书，可见当时州郡长官权势之大。董卓废帝给关东州郡提供了起兵自立的机会，但同时这些新的军阀统帅也失去了中央政府的强大支持，如何继续牢固控制其辖区，便成了他们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刘表和陶谦的事例，他们所遇到的统治问题便较为典型地反映了缺少中央强力支持的州级长官在统治地方时所面临的困境。刘表单马入宜城，借助荆襄大族的支持兼并了当地宗帅的武装力量，才在荆州站稳脚跟。同时，除了情况不明的黄祖外，我们看不到刘表曾拥有一支亲信力量，由是不得不继续仰仗蒯越、蔡瑁等本地大族。刘表与蔡氏联姻，对反抗自己的荆州大族镇压之后仍保留相当程度的宽容，都与他的统治需要本地大族的支撑有关。刘表也尝试笼络前来投奔的游散武装力量，如张绣、刘备，但仅有他们也不足以对抗本地大族。正因刘表对荆州事务掌控程度较弱，对本地大族偏向于妥协，故而没有强悍的统治核心集团，便难以吸收大量南奔的外来士人为己所用。刘表之所以坐拥荆襄之众，却只能静观成败，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发动战争尤其是取得胜利可能会迅速提升刘表的威信，而削弱本地大族原有的政治地位，故而刘表不热衷于扩张，未必因为他不情愿如此，而是受到本地大族的掣肘，无力向外扩张。至于陶谦，他本是边将出身，具有较丰富的军旅经验，朝廷将徐州委任给他也是为了镇压当地的黄巾余部。陶谦至徐州后，平定了当地黄巾，虽然这是在臧霸等青徐豪霸以及袁术、孙坚等人的支援之下实现的，但仍可以推测在汉末混战初期，陶谦便已经组织起了一支较具战斗经验的军队。然而，陶谦与本地大族的关系仍不够紧密，依附于自己的外来亲信团体力量不够强大，又较为松散，且其社会地位及影响力难以和本地大族相比，故而陶谦对徐州的资源整合程度较为有限，促使他在与曹操的战争中一再战败。
由刘表、陶谦的事例可以看出，若要在军阀混战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除了占据的地盘、统治的人口及拥有的军事力量须达到一定规模之外，还要有较为强大的外来依附势力。这其中的代表为袁绍、曹操、孙策。袁绍凭借家族影响力及自己在士人中的号召力，吸引了大量外州名士前往冀州投奔，其中尤以与袁绍家乡汝南为邻郡的颍川名士最为时人所重，成为帮助袁绍控制河北的重要力量。不过，也正因袁绍部下外来的依附力量与本地大族政治力量都颇为强大，又有袁绍与献帝的微妙关系等原因，颍川士人与河北士人之间矛盾重重，造成了整个集团的政治分裂。曹操与兖州大族鲍信、张邈、陈宫等本为故友，他能够取得兖州刺史之职也多得益于鲍信等人的拥戴，不过，曹操仍然拥有一支较具实力的外来依附力量，既包括荀彧等具有较强影响力的大族名士，又有诸曹、夏侯家族的多位武将追随，这些都是兖州大族叛迎吕布后曹操能够重夺兖州的重要基础。孙策虽本为扬州人，但正如田余庆所论，江东土著多将其认定为奉袁术之命略取江东，故而多待之以敌对或疏离态度。孙策攻取江东依靠的是以江淮豪族为主的外来势力。正因有江淮势力的强大支持，孙氏不仅能够占据江左，还建立了较稳固的统治，并为日后不断接纳江东大族以实现“江东化”提供了必备的条件。
对于外来的统治者来说，取得本地大族的全力支持本非易事，除曹操与兖州大族一度关系较为亲密之外，只有刘虞与刘备能做到拥有当地大族的普遍拥护。刘备的事例不具有典型性，因为他虽然得到了徐州多种人群的支持，外部环境却太过凶险，致使他对徐州的经营终归徒劳。刘虞的事例则说明仅有本地士庶的支持，仍然不能保证在军阀相争之中处于优势，应是因为刘虞没有强大的外来依附势力，为了取得本地大族及民众的支持，需要部分放弃将辖区人口及资源高强度组织起来的做法，由此难以形成强大的战争能力。这应是刘虞败于公孙瓒的根本原因。
由上可见，若要在汉末军阀混战中拥有较强的竞争力，不仅需要有一块能提供足够多人口及资源的地盘，还需要有一支足够强大的外来亲信力量，至于和本地大族的关系，则是相对次要的。在具体的案例中，曹操武力镇压兖州叛乱，孙氏对江东大族先是武力征服，后来又逐步接纳，刘备统治荆州则是建立在本就与荆州大族关系较融洽的基础之上，并未经历对本地势力清算再整合的步骤。这三者与当地大族的关系各不相同，但最终都实现了较为稳定的统治，这其中的关键应在于是否有能力整合盘根错节的本地势力，而实现整合的前提则是要拥有较强的外来亲信力量，在此基础上，与当地势力关系较融洽的，重新整合的时候遇到的阻力便会小一些，如刘备在赤壁之战后能够较为轻易地据有荆州，同时吸引了大量已经归降曹操的荆州士人纷纷渡江前来投奔。反之，则可能需要血腥的战争征服，例如曹操重夺兖州。
与曹、刘、孙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刘虞、袁绍、吕布，后三者对本地力量的重新整合都是颇为失败的。刘虞为政宽仁，尽管得到了较多的同情与支持，却因缺少利益高度一致的强大的中坚支持力量，无力将幽州内外的各种资源高度组织起来，形成实际的政治、军事支撑。袁绍拥有实力强劲的亲信团体，但本地势力也同样不容小觑，二者形成了难分高下的竞争关系，由此，袁绍也无法实现对所统治地区的高度整合。虽然集聚了大量的物资与军队，但因为存在激烈的内耗，这些资源所能发挥的作用只能是大打折扣。吕布集团的问题是外来势力太过庞杂，互相之间的利益分歧十分显著，甚至有的矛盾是难以调和的，加之本地大族对吕布并不欢迎，致使吕布不仅不能整合徐州的力量为己所用，反而被徐州大族利用其内部矛盾，最终将其击败。
至此，回顾田先生的论著，无论是孙吴“江东化”进程，还是诸葛亮调和“新”、“旧”关系，其实都是在重新整合当地力量。这些整合工作促使吴、蜀政权的统治基础真正得以稳固下来，并有能力实现对曹魏的抗衡甚至进攻。
“走向三国”
从汉末混战的史事可知，多数军阀统帅与统治区域内的本地势力的关系并非十分融洽，利益分歧在所难免，因而这些军阀便有整合本地势力的需求。对于占据江左的孙氏与割据西南的蜀汉来说，外来亲信集团原本的实力较为强大，且地理环境相对独立，整合工作受到外部其他军阀等势力的影响较小，加上吴蜀之间建立了长期持续的同盟关系，因而能够在南方实现较稳定的统治。
与孙、刘两家相对较易实现对江东、巴蜀的控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北方尤其是中原群雄的整合工作较多受到周边其他势力的干扰。一旦统帅和本地势力之间产生矛盾，就容易给外敌以可乘之机，因而留给这些割据势力内部整合的空间是比较有限的。对于本地势力宽容妥协固然容易在短期内取得他们的支持，但若要实现较高的政治组织程度，则需要特定的时机或较久的时间，大部分军阀难以做到。而如果对有分歧的本地势力采取戒备甚至敌对态度，对异己者采取高压姿态，虽然能收一时之效，但极易加剧矛盾，使自己丧失统治基础，公孙瓒与幽州士庶的关系就是典型的案例。在此情况下，向外扩张、击败对手便成为北方尤其是中原地区彼此联系较为紧密的军阀们加速内部整合的重要手段。以袁绍和曹操为例。曹操虽然一度失去兖州的大片土地，但通过此前的多次胜利，曹操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已经建立起来，为日后的反击保留了基础。另外，袁绍集团发动官渡之战的时机并不成熟，因为其核心统治集团内部出现了显著的政治裂痕。袁绍始终不愿接受献帝，甚至授意部下进献符命来摆脱献帝的影响，而袁绍集团的二号人物沮授未能曲意逢迎，坚持自己的政治抱负，主张奉迎献帝，以求借助天子的影响壮大实力。沮授与袁绍之间的分歧愈加明显，直至袁绍对他不再信任。然而，袁绍此前为了顺利控制冀州，给予了沮授相当高的地位和权力，使之有权节制三军，故而虽然已经对沮授颇为不满，也还不能有太明显的动作，以免引起局面的巨大震荡。由是，袁绍不得不在矛盾尚未解决的时候发动与曹操的决战，寄希望于通过战胜曹操来进一步提升威望，从而解决与沮授的矛盾。最终，内部矛盾严重影响了袁军在官渡之战中的表现，而核心团体中矛盾更少的曹操集团取得了决战的胜利。当然，曹操迎天子之后，吸纳的各种人士越来越多，他们中有不少人对曹操不满，而官渡之战的胜利也为曹操压制朝堂上的质疑声音乃至反对者们创造了条件，使曹操的地位愈加巩固。显然，军阀集团内不同团体人群的矛盾促使军阀们加紧了对外扩张的过程，加剧了汉末混战的激烈程度，当然也加快了北方统一的步伐。
灵帝后期，虽然东汉许多地方都已发生规模大小不一的叛乱，一些地方势力开始成长起来，但真正的汉末军阀大混战仍是由中央的分裂向地方传导而促成的。由于讨董军队的统帅主要为州郡长官，且汉代已有地方长官回避本籍的制度，故而汉末主要军阀统帅的籍属多不在其所统治的地区。在此情形下，军阀化的地方长官失去了大一统王朝的支撑，只能依靠自己能够聚集起来的力量维持统治，同时也需要重视与当地势力尤其是大族的关系。另外，这些军阀统帅为了不被当地势力压制、架空，便倾向于扶植主要由同乡、亲故等组成的外来亲信力量。由此，当地势力与亲信团体便成为多数主要军阀集团政治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两种力量的实力对比与相互关系也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军阀集团的抉择与命运。
在汉末混战的激烈角逐中，能否实现对所统治地区力量的高度整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军阀集团的竞争力，然而要实现整合是颇具难度的，于是在各支军阀关联度较高的北方，对外扩张成为军阀统帅压制内部矛盾、增强自身政治控制力的重要手段，因而加剧了战争的激烈程度，也加快了北方统一的进程。与之形成对比，在地理位置相对独立的江东与西南地区，政治整合受到外部干扰相对较少，孙刘两家在取得了一些关键胜利后，便获取了整合当地资源的政治资本，吴蜀政权的根基由此得以稳定下来。三国鼎立的局面之所以能够形成，在于魏、蜀、吴各自实现了对所统治地区资源的高度整合，而没有给敌国留下太多的可乘之机，加上吴蜀建立了较为稳固的联盟以及地形阻隔、南方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等因素，激烈的汉末混战便转入了相对稳定的天下三分。正是地方长官回避本籍的制度，致使各主要军阀集团内部往往形成较为复杂的政治结构，迫使他们不得不重视内部各种势力的整合，这便是汉末破碎性分裂最终转变为三国局部统一的一个重要制度原因，它与经济、地理、政治运作等因素一样，都不应当被忽视。
（本文选摘自《走向三国：汉末群雄割据史（190-220）》，单敏捷著，中华书局2025年5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现标题与小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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