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回望68︱《大刚报》：“有容乃大，无欲则刚”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澎湃新闻私家历史与抗战文献数据平台合作，推出“抗战回望”系列，选取抗战期间的报纸、图书、日记等史料加以介绍，希冀带领读者前往历史现场，触碰抗战时中国军民的精神与生活。

1937年11月9日，《大刚报》由国民党官方出资，在河南郑州正式创刊。不过，《大刚报》实际发起于保定。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平津相继失守，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邵力子急于在华北前线办报，遂致电驻守保定的豫皖绥靖公署主任兼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要求迅速出版宣传抗战的机关报。

于是，由河南省政府出资25万元作为报纸的筹备启动资金，并由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每月津贴2000元作为固定经费。刘峙并派豫皖督练公署党务科长兼河南和平通讯社社长毛健吾筹备办报。起初，刘峙有意将报纸取名为《河北民报》，但毛健吾以“报名局限性大，前途难以为继”为由，另拟“有容乃大，无欲则刚”之意为报纸取名《大刚报》。随后，毛健吾等租定保定中山南路1号作为社址，购买机器、纸张准备出版。正在此时，日军对保定发起进攻。

毛健吾等人撤到邢台继续准备出版工作，并拟定于9月18日创刊。然而，石家庄的失守又使邢台受到日军威胁，报社社址被炸，物资全损。毛健吾此时萌发了放弃办报的想法，向邵力子请示停止筹备工作。邵力子则坚持要求毛健吾加快筹备工作，并选择平汉、陇海两路交叉点的郑州作为报纸出版地。11月9日，《大刚报》终于在郑州问世。该报在中原一带甫经发行，便以新颖的面貌、犀利的言论，受到读者的关注和欢迎。

毛健吾：《我怎样办大刚报》

毛健吾利用和平通讯社电台直接收发电报，不仅使报纸有本埠讯、外埠讯，还有巩县电、信阳电、郑州电和省外的南昌电、南京电、太原电等，新闻时效性极强。而由通讯社派出的记者，则可以“行营（或绥署）随军记者”的身份进行战地采访，使报纸的新闻报道具有独家性。此外，《大刚报》还借助和平通讯社的平台，聚集了河南大学的众多学者，形成编辑部的主要成员，如张兰舟、田涛、李蕤、张剑梅、徐景舟、何拾零、姚散生、简蕴山等。

1938年5月，日军继续南侵，报社人员与印刷机器、印刷工人一同撤至信阳。6月8日，《大刚报》在信阳复刊。限于信阳的地理环境，报纸的广告发行收入骤降，每月只能依靠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津贴维持正常出版。毛健吾被迫将报纸改为四开，精简编辑部成员，试图维持该报作为中原宣传阵地的地位。然而，一方面报社本身经费不足、人员减少、篇幅紧缩、销路锐减；另一方面信阳北面已是敌占区，南面的武汉又人文荟萃，《大刚报》无法插足。1938年8月18日，《大刚报》不得不暂行停刊。随后，新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周佛海以停发办报经费的方式，命令报纸停刊。毛健吾等人共同决定，摆脱国民党经费的束缚，将报纸迁往湖南衡阳继续出版。至此，《大刚报》由国民党出资创办的官办报纸转变为合作社性质的民营报纸。

1938年11月1日，《大刚报》在衡阳正式复刊，社址设在湘江西岸的回雁峰上。报纸初期日销售3000份，因专电发布前方战地快讯，发行量一跃1万份以上，日后更增加到1.5—1.6万份，突破了湖南报纸的发行纪录。报社的总资产也从负债，增长至30万元以上。1943年，大刚文化事业已包括《大刚报》《大刚晚报》《大刚报敌后航空班》《大刚报星期增刊》以及大刚中学和大刚书店等。《大刚报》成为湘南甚至湖南全省重要的抗日救亡舆论工具。

衡阳《大刚报》报头

1944年7月10日，受豫湘桂战役失败的影响，《大刚报》撤至柳州复刊。出报仅55天后又撤往贵州，并于10月15日在贵阳复刊。同年底，日军威胁贵阳，毛健吾遂亲自前往重庆筹办《大刚报》，但国民党方面借口重庆报纸太多，始终拒发执照。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毛健吾一面电调王淮冰等人赶赴武汉筹备汉口《大刚报》；一面通知黄邦和、刘人熙赶赴宁沪，筹备出版南京《大刚报》和上海《大刚报》。

贵阳《大刚报》报头

此后，南京《大刚报》也受国民党当局控制，使进步编辑和记者遭到排斥。汉口《大刚报》则在社内进步新闻工作者的主持下，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各项政策，反映人民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的愿望，受到读者的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汉口《大刚报》与《大公报》《文汇报》《新民报》共同成为政府批准继续出版的四家私营报纸之一。1950年9月，汉口《大刚报》改为公私合营。1952年元旦，报纸更名为《新武汉报》（后又改名为《长江日报》），成为中共武汉市委机关报。自1937年创刊至1951年终刊，《大刚报》前后共出版507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