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全球中国”项目组采访了六位外交政策专家，围绕三个问题探讨美欧、中欧、中美这三组关系会如何相互作用，甚至重塑地缘政治格局——美国在“应对中国挑战”方面对欧洲的期待；在欧美出现裂痕的情况下，中国对欧采取强硬立场希望实现什么目标；欧盟认为哪种中美欧关系最符合欧洲的长远利益。
针对这六位美国专家从美国视角探讨中美欧关系，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联合五位来自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China Think-tank Network on Europe, CTNE）的中国专家也从中国视角给出了他们对中美欧关系的思考，同样是针锋相对地围绕三个问题展开讨论——中国对欧洲有哪些期待；在与美国关系出现裂痕背景下，欧洲为何对华采取强硬姿态；怎样的中美欧关系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大国关系。
在这场隔空的对话中，中美双方专家在欧洲难以摆脱对美依赖，尤其是在安全上的依赖这一点上是有共识的。而中方专家在讨论中欧关系时频频出现的几个关键词是“务实”“理性”“合作”，即使在上述美方专家的讨论中，也有三位专家承认中国是希望欧洲在中欧经济关系上更主动、积极地与中方合作的。
近日被媒体称为“安世之乱”的荷兰政府接管安世半导体事件，恰好是欧洲追随美国对华强硬却又无法切断与中国经贸联系的一个生动例证——在政治与安全领域同美国保持高度一致的荷兰挑起了这场风波，最终却导致了欧洲车企的供应链危机。
欧洲如何自处？中美欧等世界主要力量又该如何自处以及如何彼此相处？当我们听过美方专家的声音后，也应该听听来自中国的声音。
以下是中国欧洲研究智库网络五位中国专家的讨论实录。
专家简介（按姓氏拼音排序）：
崔洪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
冯仲平：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所所长
姜锋：上海外国语大学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理事长、上海市区域国别学会会长
金玲：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张健：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
当前及未来十年，中国对欧洲有哪些期待？
姜锋：当前及未来十年中国对欧洲的核心期待聚焦于务实合作与理性共处。其一，期待欧洲秉持客观认知、正确定位，与中方一起推进中欧经贸平衡发展。在产业、物流、第三方市场等领域拓展、深化合作，摒弃将正常经济竞争政治化的做法。
其二，期待欧洲强化战略自主。减少对美国安全体系的结构性依赖，在国际事务中秉持独立判断，尤其是不被外力裹挟对华设限。
其三，期待中欧双方在全球治理领域携手。在气候治理、人工智能规范、全球减贫等议题上落实合作，而非以“去风险”之名搞隐性“脱钩”。
其四，期待欧洲以实际行动尊重中国核心利益。通过对话化解分歧，维持中欧作为伙伴而非对手的关系定位，让繁荣的欧洲市场与中国市场持续互利地良性互动，成为世界大市场的稳定锚，促进世界经济一体化，给动荡的国际秩序注入稳定。
冯仲平：“欧洲衰落论”在当前的欧洲内外都很流行，为自己找到合理可行可持续的发展方向是欧洲的当务之急。从历史看，二战后欧洲经历了区域和国家两个层面的快速发展。在区域层面，一体化的深度和规模都取得显著进展，有效遏制了战后欧洲的衰落。在国家层面，很多欧洲国家实现了经济社会的快速恢复和发展，在金融、科技、教育等领域一度走在世界前列。
虽然在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欧洲接连遭遇多重挑战，一体化进程受阻，不少国家面临困境。但欧洲及其最具代表性的欧盟依然是当今世界格局中的重要力量。在完善全球治理尤其是改革全球贸易体制和应对气候变化挑战中，只要欧盟继续坚持自由贸易、开放经济和多边主义，它仍将发挥关键作用。因此，中国在当前以及未来十年，对欧盟的期待是继续发挥其在自由贸易、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中的关键作用。
张健：欧洲当前对中国的看法和政策更多为情绪而非理性所主导，对华政策不是着眼于合作而是更多出于防范甚至敌意心态，这种非理性的政策逻辑和行为正在损害中欧互信，也正在损害欧洲自身利益。
当下及未来十年是欧洲发展的关键时期，面临关键抉择，中国及中欧关系的重要性对欧洲将更加凸显。中国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信的欧洲，以更为积极、更开放的态度看中国、看世界，而非自陷于地缘竞争、集团政治的窠臼。中国希望看到一个更加自主的欧洲，一个能真正从自身利益出发制定对外政策的欧洲，而不是一步步滑向附庸的角色。中国也希望看到一个更加务实和理性的欧洲。
世界是多元的、丰富多彩的，欧洲需要认真反思其下意识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论”，以真正的多边主义态度，承认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11月12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中国企业在欧盟发展年度报告发布会上，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在发表视频致辞。欧盟中国商会与全球管理咨询公司罗兰贝格12日共同发布中国企业在欧盟发展年度报告。报告认为，尽管面临欧洲市场宏观经济压力与复杂营商环境，在欧中企仍展现出韧性，总体发展势头向好。 新华社记者 吕优 摄
金玲：未来十年是中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也是欧洲重新调校发展方向的关键节点。中国期待欧盟成为可靠、稳定的战略伙伴，共同为国际社会提供确定性和稳定性。为此欧方应当：第一，跳出将中国视为“制度性对手”的认知陷阱。尤其避免因为俄乌冲突或经济竞争等因素就轻率地将中国视为“威胁”，进而迷失方向并被卷入新冷战漩涡。
第二，在台湾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言行一致不搞双重标准。试图用自说自话的所谓“一中政策”去掏空一中原则，会从根本上损害中欧关系的基础。
第三，在多边体系遭受单边霸凌的冲击下，中方期待与欧洲真诚合作。尤其是在多边贸易协定、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等领域，只要中欧能共担责任就能共享利益。
第四，坚持通过对话和磋商解决双边经贸摩擦等问题。希望欧方能回归务实合作，不将经贸问题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与中方共同打造基于市场原则、亲商重商的政策环境。
崔洪建：当前及未来五年对中欧各自实现持续发展和世界保持和平繁荣都至关重要，双方仍需相向而行、彼此成就。中方期待欧方能从高度、广度和深度着眼，尽快摆脱战略迷茫、回归政策理性并提升务实合作。一是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的战略高度来把握中欧关系的方向；二是通过激发经贸合作的潜力来拓展双方在经济转型升级中的对接广度；三是持续推进全方位对话交流来深化双边关系的民意和社会基础。具体而言，欧方应当摆脱“西方中心”的迷思，将与中方相互尊重、平等相处作为政策原则而不是外交辞令；应当让经贸合作重回中欧关系议程的优先位置而不是将其作为政治或安全手段；应当在增强自信的基础上以深度对话的方式来改进自身的世界观和中国观，而不是以封闭或对抗的方式来片面地理解大国竞争和战略自主。
美欧龃龉背景下，欧洲对华强硬意欲何为？
姜锋：欧洲对华强硬本质源于其深度焦虑与战略迷茫。一方面，欧洲虽与美国存在裂痕，但对美仍有深度安全依赖，担忧得罪美国危及自身安全，只能附和其对华遏制的部分主张。另一方面，欧洲经济增长乏力、社会分裂加剧，将自身发展困境归咎于对华竞争，误把正常经贸竞争解读为制度性威胁。同时，极右翼势力崛起等内部乱局，让欧洲政客倾向以对华强硬转移国内矛盾。
欧洲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一是通过强硬姿态试图迫使中国在经贸事务上让步，减少自身产业竞争压力；二是在中美之间寻求平衡，借对华强硬提升与美博弈筹码，同时以“去风险”维护自身经济基本盘；三是借对华强硬凝聚内部共识，缓解内部政治与社会分裂，为推进战略自主争取缓冲空间。
冯仲平：近年来中欧关系出现波动的核心原因在于欧洲对华认知发生变化并叠加外部因素冲击。特朗普重新上台后，尽管欧美关系出现裂痕，但欧洲对华立场并未缓和，反而保持强硬。其根本原因在于：欧洲对美政策从“平衡或制衡”转向“迎合和妥协”，以换取美国继续为其提供“安全保护”。欧洲认为美国对华政策将长期以对抗为主，因此采取了“跟随”美国对华政策的姿态。这在欧方应对美国单边关税、关键原材料供应等问题上表现得很充分。但同时欧洲又不希望也无法与中国经济脱钩，因为脱钩会直接损害其利益。由此可见，欧洲希望在对华政策中实现的目标是：通过“去风险”减少对中国在关键领域的依赖，同时保持必要的合作空间，以在中美博弈中维护自身战略利益。
张健：在美欧关系出现裂痕的背景下欧洲对华反而采取强硬立场，主要有三方面原因。一是政策惯性使然。欧盟在2019年提出对华“三重定位”实际上已将中国视为竞争者甚至对手，不会因为美欧关系的变化而立即出现调整。二是美欧裂痕的溢出效应。欧洲认为中美博弈是长期性的，美国仍然需要欧洲来对付中国，欧洲对华强硬可以投美国所好。同时欧洲更需要美国，牺牲中欧关系来修补美欧关系是划算的。三是欧洲将自身因俄乌冲突等导致的困境归咎于中国，陷入情绪化反应且无力自拔。欧洲当前对华政策表现出没有经过严肃理性讨论、缺乏统一协调立场的状况，过于主观和情绪化。无论在台湾、香港等中国内政事务上，还是在俄乌冲突等国际问题上，欧洲试图通过施压来改变中国的独立自主政策，显然是既不现实也不理智的。
金玲：尽管美欧关系逐渐疏离已成为长期趋势，但欧盟仍试图拉开与中国的距离并且态度强硬，既是出于其现实的安全利益考量，也与欧方仍执迷的所谓欧洲模式或西方身份相关。
在俄乌冲突延宕并可能升级的背景下，欧盟认为自身只能与美国绑定，才能应对俄罗斯带来的“生存威胁”。同时，欧盟将中俄不断深化合作视为对俄罗斯的“战略支持”，也构成对欧洲的“安全威胁”。
在观念和认知层面，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国际影响力的提升，欧盟陷入战略焦虑和身份危机，日益从制度竞争和政治冲突的视角来看待和处理中欧关系。因此短期内欧盟的对华政策目标仍将聚焦于乌克兰问题和实现对华经贸“再平衡”，并试图通过施压等手段来确保对中国政策的影响力。
当地时间2025年7月27日，苏格兰特恩伯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在特朗普特恩伯里高尔夫俱乐部会晤后宣布达成一项美欧贸易协议。 视觉中国 图
崔洪建：在美欧关系饱受摧残的情况下，欧方没有做出更符合其长远利益的政策调整，导致中欧关系旧症未消又添新病。主要原因一是欧方决策仍基于主观愿望而非客观现实。从价值观好恶和意识形态亲疏出发，欧洲错过了奋起自主的机遇，陷入了一边屈辱就范却难得回报，一边转嫁矛盾却头撞南墙的窘境。二是欧方对美国的政策调整和大国博弈尤其是中美关系的变化规律和互动节奏缺乏清醒认知和透彻把握。三是进一步暴露出欧洲在安全和发展难以兼顾而又以安全为先的逻辑下，“花钱买平安”和“苟全于乱世”、“屈服于强权”的战略不自主的底色。因此尽管欧方开始接受中国实力和潜力巨大的现实，但眼前仍将未来战略博弈制胜的赌注押在美国一边；尽管中美关系已逐渐进入可控轨道但欧方仍不断轻率冒进。
中美俄欧如何相处才是符合长远利益的大国关系？
姜锋：中国看待中美欧俄关系秉持差异化理性视角：中美关系是“止损”优先的博弈关系，美国将对华视为零和竞争，中国则力求管控分歧避免冲突扩大；中欧关系是具备巨大合作潜力的伙伴关系，无根本利益冲突，分歧可通过对话化解；中俄保持互利协作关系，而欧俄因俄乌冲突陷入对抗，中国则希望推动局势缓和。中国认为符合长远利益的大国关系，是摒弃阵营对立与零和思维的平等协作关系。
具体而言，大国关系牵动国际形势，大国间应尊重彼此核心利益，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在全球安全、气候治理等议题上强化协同，拒绝单边制裁等极端手段；各国保持战略自主，不依附他国搞排他性联盟，通过对话而非对抗解决分歧，这既契合中国利益，也是中国为全球安全作贡献的重要途径。
冯仲平：大国缺乏协调与合作将产生严重风险。过去几十年国际局势相对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战后国际多边机制的建立与运转，而这些机制的有效性又取决于大国的支持。大国关系是否稳定，是全球局势能否保持稳定的关键。中国重视与所有大国发展关系，主张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强调相互尊重、和平共处、互利共赢，这一原则既适用于对美关系，也适用于中国与其他大国的交往。
中美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对两国以及全球稳定与经济发展都具有决定性影响。俄罗斯是中国最大邻国，双方在能源等领域高度互补，合作具有战略意义。中国希望与欧洲在多边主义框架下加强合作，共同反对单边主义，维护世界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总之，中国不希望大国关系陷入对抗，而是保持稳定、合作和互利的状态。
张健：中美俄欧都是重要的国际行为体，中国希望各方关系能够良性互动，并以此促进全球治理，同时有助于解决当今世界面对的许多重大问题。中国一贯认为，发展双边关系不应针对第三方，中国发展与美关系不针对俄罗斯，发展中俄关系也不针对美国，同样，中国乐见美俄关系、俄欧关系改善，但也希望它们的发展不针对中国。
何种大国关系最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这就是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新型大国关系是“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大国关系。中国希望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这也是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大国之间需要坚持相互尊重，坚持伙伴关系定位，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坚持维护国际规则秩序。
金玲：中美俄欧是当前最具格局和秩序性影响力的力量，四边关系呈现复杂的互动态势。中国认为各方应在“新型大国关系”原则下，实现关系的总体稳定和良性互动，共同承担大国责任，为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但中国也认识到当前欧俄关系正回归“冷战”，遏制与反遏制可能成为常态，既影响中欧关系的长期稳定，也限制欧洲的战略自主。美俄关系虽在特朗普交易性战略下可能获得一定缓和，但不会出现“逆尼克松现象”，中国对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稳定具有信心，也不认为俄美短期内能够消除长期形成的战略互疑。美欧关系是大国关系中最不确定的一组，不仅受到国际变局的影响，更受各自经济、内政和社会转型的塑造，MAGA和欧洲民粹主义崛起将产生怎样的互动，仍充满不确定性。
崔洪建：世界格局变化正进入多极化的早期阶段，作为主要力量的中美俄欧之间围绕综合实力、利益边界和外交空间的折冲樽俎正重构格局，变乱交织作为转型阵痛在所难免。但“大就要有大的样子”，主要力量更要自觉主动地承担维系世界和平稳定和繁荣的重大责任。在旧规则和旧秩序难以适应变化逐渐过时的形势下，基于多边主义规则、尊重国际法权威、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新秩序不仅能够确保格局平稳转型，也能够体现主要力量的权力与责任相匹配。
欧洲是决定大国博弈走向和多极化态势的关键变量，如果能继续坚持多边主义、自由贸易、开放经济与和平外交，欧洲就能作为建设性力量，为实现大国关系的总体稳定和良性互动发挥重要作用。只要拥抱开放包容的发展理念、拥有迎接变革的政治勇气，机遇就在欧洲面前，命运就掌握在欧洲自己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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